一点话及创作谈:
我不知道我这本书算不算“小说”,我写的时候是按小说来写的。
写完以后我用了很长时间来改结尾,我甚至参考了一些经典的俄罗斯名著,还看了一些给过我启发的小说,最终我觉得我只能写自己能写的。这可能是句废话:我只能写自己能写的。我写不了别人能写的。
写完初稿,我发给几个朋友看。其中有两个人给了我不同的意见。一个是位同龄的作家,他说这就是你的作品,写的是你这些年的生活和思考,谈不上好和坏,因为这就是你。另一个朋友是位诗人,她说你应该超越之前的自己。如果只是继续以前的题材风格和思想,那你就没有进步。他们的话我都赞同。这也给了我很大的压力,我的确想突破、想超越。但我不知道我能否做到。我问另一位朋友,他是我短篇小说的编辑,同时也写小说。我说你可以帮我找个流派吗?我想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类,要不然我觉得很孤独。他说我觉得无法归类很好,我就不想被归类,写作也是孤独啊,就是不写作也孤独。
我很迷茫,因为我写不了以前“经典”类的文学作品,我也找不到指引者,找不到前行路上的榜样。那就自己开创一个流派怎么样?有天我突然冒出这个想法,我被这个念头吓了一跳。我是谁啊,我以为我是谁啊?但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在巴黎奥赛博物馆,讲解员在讲到塞尚时说,他影响了毕加索,只是在他生前,他并不知道他的画作会对立体主义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有些作品在当时并不受重视,但时间最终会给出公正的答案。女讲解员说了好几遍类似的话,她不知道,观众里正受着改小说焦虑的我,来到巴黎度假,企盼灵感的来临,听闻此言,如得大赦。
所以要感谢那些创作者,以及那些欣赏者。
春树
2018年3月12日柏林
《乳牙》创作谈
上一本长篇《光年之美国梦》出版日期是2010年。之后我再也没有出版过长篇。我遇到了很大的问题,甚至不是瓶颈,我对我曾经的写作风格甚至文学本身的意义都产生了怀疑。既然写作(指小说创作)的意义在我这里不复存在,我就失去了写作的动力。诗没问题,我并没有失去写诗的自信。我知道我是个很好的诗人,但小说呢?我写的小说除了影响了许多年轻读者,对我自己的意义何在?当然在写作过程里,我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不偏不倚、不选择性记忆。人很容易选择性记忆,完整地、不自我陶醉地看待生活本身挺难的。写作当然不是把现实生活重现于纸上,因为它绝对是选择性记忆,是经过作者剪裁夸张变形后的产物。这对作家来说是件很容易区分的事,但对于读者则不然。我影响的那些读者,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是酷的,我的生活很酷,但从摇滚乐中得出的难道不是同样的经验吗?那文学的独特性何在?它必须有摇滚乐或艺术电影所无法替代的特质才行。
何况自从我结婚后,我有些读者就认为我不酷了。这又让人怀疑了,我的人与作品联系得非常紧密,之前我觉得没问题,现在问题来了。我与我的读者,共同创造了一个虚幻的世界,像神话一样,神话是肯定要破灭的。
从2010年开始,我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短篇小说,没有想过把它们集合成集,文字的力量不够,不足以成为一本可以在时间中留下的作品。它们有些后来成为我新长篇的片断,有些给我提供一种情绪支持——我认为,小说里的情绪是重要的,小说里写到不同的时间段需要不同的情绪,除人物情绪外还需要大环境的情绪。
从阅读上来讲,我已经不再喜欢看以故事为主的作品。我想看到的是挖掘人性,表现人性复杂面微妙面,同时不强调“残酷”重要性,也不沉迷于编织幻觉和超验的作品。从前者来讲,韩国作家金爱烂和韩江的书都写出来了;从后者来讲,她们的作品过于黑暗,太过简单,没有我渴望的救赎感。
写作成为我在国外生活里可以抓住的一点,用以证明除日常生活之外我的存在,只有这一点是非常确定的。在写的过程里,我恢复了对文学的信任,主要是恢复了对自己写作上的信任。我确定我的作品可以拯救我自己,因为在写的过程里我的确不再抑郁,确实感觉到了一点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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