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睡不着,翻身起来听Radiohead最新专辑,整理脑海中纷乱的思绪。今天我得知素未谋面但交谈甚深的一位占星师的抑郁症再度发作了。她说每天脑子都不清楚。我说我爱你,如果需要的话随时找我。她说嗯。
我一直喜欢看她在豆瓣星座小组翻译的星座运程,也会经常看她的微博。从微博看起来,她养了几只猫,还有一条狗,与我的爱好相似,我们都喜欢小动物。
在我还比较痛苦的时候,在柏林,某一天我们通过网络聊了起来。
我向她咨询感情与事业,那时候我犹如困兽,又如走在漆黑隧道里的人,不知道还有多久才能走完,不知道还有多久才能看到光明。
我跟她诉说我的迷惘和愤怒,我说我不打算再更新国内的社交网络,因为遇到的傻逼太多了。而太多次的失望让我耗尽了所有的力气与希望。
她说我活的就是我自己,我活得是“样本”。最后她告诉我,她是我的读者,我的书还放在她的书架上呢,而如果她不说的话,我肯定也不会知道。她说不要恐惧,如果跌下来,她会接着我。这番对话令在柏林的我暖心至极,我终于感觉我做的不是无用功了,我不是西西弗斯。
躺在床上想到我们曾经的对话,历历在目犹如眼前。而这个尚未谋面的朋友,现在到底在忍受着什么样的折磨呢?我在柏林的这一年多仅仅是忧郁情绪都已经生不如死,完全无法想象真正的忧郁症所能承受的痛苦。人在痛苦时会失去时间的概念,无法集中精力、健忘,陷入混沌……失去记忆是最可怕的打击吧,不知道她病发后还会不会记得我呢?想到这点我流下了眼泪。我不在乎她忘记我如果她能痊愈,而如果她痊愈了她肯定会记得我。这是个悖论。爱有时候就伴随着伤痛和担忧。这是为我们曾经达成的共同理解所要付出的必要的代价。
随后几天,我回了趟老家。
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起农村老家。我姥姥姥爷家的葡萄架。每年夏天,绿色的藤蔓间总是挂着串串青紫色的葡萄。院子门前的大树间有一个秋千架,我和妹妹总是在上面荡秋千。我总能想起夏天的阳光,透明而富有穿透力,中午时分变得毒辣,配着阵阵停歇的蝉鸣。月季和蔷薇是我最喜欢的花,因为院子里就种着几大蓬粉红色的蔷薇。
我和姥爷一起去山里捡过柴。是生火做饭用的柴禾。
我掐过“辫子”,就是用麦秆编花样儿出来,越长越好,集上有人收,用来做包或者别的东西。
夏夜,我和妈妈还有邻居们躺在村里谁家的门前聊天乘凉,直聊到困了,就睡了。有些人就睡在路边上,有些回家睡。
我和表哥一起去隔壁李家村粘知了。石榴花开得正旺。
我有点喜欢家西头的小哥哥,他比我大一岁,属狗。他妈妈蒸的包子很好吃,有回我去找他,正好他妈妈蒸了包子,他说要给我拿一个,我说好吧。他没想到我这么痛快,用手一点我的脑门“小馋猫,你呀!”其实我并没有那么想吃,我是不想拒绝他。
我曾给上坡的大人们送过饭。那是傍晚,黄昏,西边一大片彩霞,我提着篮子,里面是给来不忙回家吃晚饭的大人们的晚饭。
从家里到坡上得走一阵,小时候没有时间概念,只说几里地。大概二里地。走到村后,过了马路,接着爬坡,路过左手边的池塘,顺着弯弯曲曲的路,也就走到地里了。
那个池塘后来干了,只留下一大块凹地。
我老家的地形算是一半平原一半丘陵,起伏不平。三面环山,另外一面是马路,走出去,走很远,就是大海。
小时候觉得很远很远,后来有了车了,修了路了,只要一个多小时,就能从村里开到海边了。
我8、9岁的时候离开村里去北京上学。我上初中的时候,表妹一家从我们家附近的村子搬进了城郊。她管回村叫“回老家”。因此我说的“回老家”指的是从北京回山东,她的“回老家”指的是从那个小城市回村。
我表妹家住得离我们村也大概两里地。我小时候常去她们村,那个村比我们村要穷,路很泥泞。我妹家种了许多果树。我跟着去过他们的菜地,挽着裤腿,吃黄瓜。
我表妹的父亲是我二姨夫,他很黑,脸有点长,一口白牙,是电工。
有个片断我始终忘不了,我们坐在表妹家的炕上,黑白电视机里在放《铁道游击队》,帅气的游击队长唱起“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革命的乐观和浪漫主义一下子击中了小小的我,我觉得二姨夫就像那帅气的游击队长,乐观且洒脱,我们的生活多么美好!
童年仿佛没有终点,我每天都那么幸福、安全。
这次回老家,一是要给半年前去世的姥姥上坟,二是我需要带着我的孩子回去给亲戚看看。我还想帮二姨一家摘樱桃。其实更多的是我想要度个假,我想念我出生的地方。我心里非常清楚,我必须要回去一趟。
自从出国后,我就再也没回过老家。上一次回是两年前的夏天,带着表妹和她的朋友,开车回去,我们还一起去了海边游泳。
在老家的时候,我常常发呆。上次回老家时,我有时候会怀疑自己这些年的选择是错误的。看到表妹的生活,觉得这样的生活也不错——不像前几年回老家,最近都觉得无法逃离北上广,毕竟北上广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我更习惯更能接受的生活方式。
这次回老家我并没有像上次一样茫然和迟疑。
这次我看到了一大片金色的麦田。走过玉米地,见到了路边种的花生、葡萄,坡里视野一览无余。原来我就是半岛平原长大的孩子。丘陵地带,大山环绕着乡村与农田。湖水波光鳞鳞。这里就是中国的意大利和洛杉矶。田野上飘着懒洋洋的白云。风吹弯了草,野花四散。不时有驾着农用车的农民。由此可知为什么我爱不上柏林,受不了一马平川没有山的城市。
看到大朵的月季花。随处都有。在老家,没有一丝忧伤。忧伤都被阳光晒化了。这里的能见度又很高,在北京我很久没有见过这么蓝的天了,天上还飘着大朵的云。
我睡得很踏实,一觉到天亮,直到七点半表妹敲门。晨起听到窗外小鸟唧啾,洗脸刷牙整装,心里没有一丝阴影,踏实笃定。这样的舒服,可能真的只有小时候才有过吧。如今居然再次体会到了,居然也说不出来什么话。
表妹带着她6岁的儿子和我一起去摘野桑椹。我们开车来到一座村庄,那些桑椹就在村庄路边上的树上长着。我们伸手去够,明亮而强烈的阳光透过树叶晒到身上和脸上。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桑椹,又大又甜。手上都沾满了深紫色的汁液。我们边走边摘,一座座可爱的房子散落在乡间土路和众多树中间,每家每户的门上都贴着春联,颜色鲜艳。还有些一看就久无人居,杂草茂盛。不少人家门前都种着石榴树,此时正是石榴树开花的季节。我想起一句多年前看过的、忘了是谁写的诗“身子高高的你,高过这个民族的高度/身子飘飘的你,飘过开花的石榴树”。
在金黄的田野中央,有棵杏树。上面缀满了柔嫩的杏子。像电影剧照。但它近在眼前。
这里真的很像欧美的小镇小地方。这几年每家每户都买了车,小城的公交系统不发达,真的需要开车去上班,开车去上坡(去田里),或是去做些别的什么。这里既没有咖啡馆也没有太多茶馆。这里不喝咖啡也不怎么喝茶。二姨夫和三姨夫爱喝茶,我给他们在北京的连锁店里买了点今年的新茶,他们就很高兴。
但这里有许许多多的海鲜。我们一起去逛海鲜集市。每天傍晚开市,黑天就收摊。这里有衣着鲜艳的摊贩,漂亮的姑娘,淳朴的小伙子,我们山东人就是这么直爽,表妹的儿子拽着她闹,路人,一个胖大叔看到,冲他说,“小兔崽子,电话多少,看我怎么收拾你!”哈哈,逗死我们了。
晚上,表妹做了一桌菜,还开了一瓶红酒,叫来了我们共同的幼儿园兼小学同学华东。华东跟我是一个村子的,我们一起上的幼儿园和小学,直到我上完小学二年级来北京上学。我初中假期回老家时带了几本书,他还向我借了其中一本,是加缪的《局外人》。我们都有点喝多了,四个八零后。我们说着社会时政问题,感慨着自己的未来。我妹夫说他从来没过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他的选择都是家人给他选择好的了。华东说他你想干什么,放手去干,现在咱们都三十多岁了,已经长大但还没老,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了。我也在思考自己的未来,跟他们说了一下,他们都说支持你,你想生活在哪里都可以。
“你知道吗你叛逆得很呢。”我送华东下楼,他突然对我这么说。
我有些惊诧,立刻转换话题:“你看,天上有星星。”
“你每句话都像电影台词。”他又说。
“好好的,这次你回来,我感觉特别好。我感觉你真的回来了。不像上次,那次你显得很累,好像心不在这里。你现在真的在。”他走之前对我说。
我跟着二姨、三姨、四姨和我妈去给姥姥上坟。干躁、炙热,临近中午时分。我们一行人走在田垄里。麦子金黄,很快就得收了。花生长势也很好。我们给姥姥烧了纸,分别磕了头,我妈哭了,一边磕头一边泣不成声:“娘,好好的,你怎么就走了,还没孝敬呢,你就走了……”我们站在四周,我费力地把我妈拉起来。又去给爷爷奶奶和我爸的坟烧了纸、磕了头。
回去的时候,她们给我讲姥姥和姥爷的爱情故事。我姥爷家原来还可以,有几十亩地,后来姥爷的父亲病了,久治不愈,只好变卖家产,最后沦为赤贫。姥爷的妈妈去给人家当保姆,姥爷小小年纪去要饭。姥姥家比较有钱,他们两个好的时候,家里反对,姥姥谁的话也不听,就看中了姥爷,觉得他“对心思”。这么一好就好了一辈子。“你姥姥选的对啊,你姥爷特别能干,什么都会,手也很巧。”
她们又说起我的太姥姥,她死于我四岁的时候,死于鼻癌。我记得那时候每天傍晚,家里人都会从屋里扔出大量的流满血的手纸。那些粉红色的粗糙的手纸上布满了红色的血迹,令我记忆犹新。
她们说太姥姥长得好,模样好,细高挑,心灵手巧,她绣的花做的花样儿无人能及,我们家这些人没有一个能赶得上她的。又爱干净,八十多岁了还自己洗内裤,决不让人帮,直到她去世。
从老家回来后,我们一起去了一次上海。在上海看一个展,其中有一个展厅在放Ben Rivers的作品《远方乐土》(There Is A Happy Land Further Away) ,里面有个女声一直在读亨利.米修的诗。视频里是在瓦努阿图共和国的景观。记得的场景是大雨倾盆。小猪在吃奶。一个戴墨镜微笑着的女孩。
我们一起吃了很多次brunch,还去看了几次展。和朋友们一起吃饭,甘鹏说我看起来无忧无虑,像少年的时候。上海一直在下雨,我们路过一片高大的椰子树,完全不像上海,像海南。虽说海南我没去过吧。
随后是闷热而压抑的北京夏天。我知道我还将回到柏林,重返我未尽的生活。想起来我就一哆嗦。这里和柏林简直是两个世界。每天住在家里,有时候带着孩子,大部分时候是我妈和我弟帮我看着,我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听音乐、看书和出门会友。有那么多朋友还没来得及见,有那么多新鲜事需要我补上。我参加了一场诗会,看了几场电影,看了几场展览,听了现场音乐,和诗友在咖啡馆里读诗,吃了无数家餐厅,彻底把在德国亏待了的味觉给弥补上了。我还感受到了来自心灵的冲击,思考人生都算轻的,基本上是重建地基。
“无与伦比。”我说。
我还说,我会永远记得这一切。夜晚的鼓楼。坐在便利店门口看工人修路。那些默默无言的对视。那些美好。
在夜晚,我戴着耳机,躺在地上听Radiohead、blur、Juliette Greco、Janis Joplin和The Velvet Underground,像无数个青春期的夜晚。我简直太高兴能重返我喜欢的生活方式了。你只有失去后才明白可贵。在夜晚,我去酒吧喝酒。在夜晚,走过鼓楼的胡同。每一步我都更确信:无论在哪里,我都要按着自己的意愿生活。
亨利.米修的诗里写,“什么时候,我们才能重逢!?”
(摄影:C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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