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离开山路，在高速路上疾驶，我们分别取了根烟，我给正在开车的保尔点上火儿。刚才我们还在山上“美丽的精神病患”家里喝酒聊天听音乐，现在我们要开回桃园县，明天下午我得坐飞机回北京。
“美丽的精神病患”住在山上，他自言讨厌城市，想离大自然近一些。也许他受卢梭影响吧，主张回到自然淳朴的天真状态里去。他家里有一种我从来没喝过的酒，透明无色，名“龙眼花”，是他的房东送给他的。喝起来有种独特的香味，适合一小口一小口抿，味道迷人，像古代隐士喜欢喝的酒。喝快了味道很冲，香味太浓，反倒让人头疼。
那个我在台湾停留的最后一个夜晚，我、保尔、躁郁姐和美国弟坐在“美丽的精神病患”家里聊天喝酒，躁郁姐是保尔给她起的名字，我虽是第一次在台湾见到她，其实早就耳闻过她的大名，她曾在上海与玩躁音的Junky组过“虐待护士”乐队，与曾经舞台上演出时疯狂暴躁的形象不同，她现在一头长发，信基督，同时还是个室内设计师。
我们一起去台北市内看了伍迪艾伦的新片《蓝色茉莉》，那是部悲剧，就像导演其他电影一样，看完后胸口有种让人说不出的闷气。这不是那种好人有好报坏人遭天谴的电影，也不像文艺片能自说自话自成体系，它完全让人郁闷，因为不管从哪头儿看都很悲剧，电影里没有一个幸福的人，任何一种生活方式看起来都可疑都不具备良好的可持续性。
从艺术角度讲，躁郁姐不是一个典型的台湾女孩，她的直爽和艺术气质不够适合温吞的台湾；从生活方式和接人待物上讲，她又具有典型台湾女孩的优点，独立、礼貌，会体贴女生而不是男孩。
说起来，“美丽的精神病患”在我整个台湾之旅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我是怎么认识他的呢？来到台湾的第一晚，保尔带我去吃饭，他的合伙人听保尔说我是个作家和诗人，还出版过几本书，喃喃自语说有些人也一直在写，却始终没有机会出版呢。过了一会儿他让我们到大堂接着吃饭，说介绍我们认识一个人。那人就是后来被我称为“美丽的精神病患”的家伙。他长发披肩，带一副黑框眼镜，穿着棉麻质的长衫，一股错乱精神病艺术家的仙气，就像刚从哪座山上修炼下来的。没聊两句，音乐人就用兰花指指着我说，我看你像台东来的呀！又顿一顿：你长得像原住民！
我很茫然，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那时候我感冒了，刚坐完飞机更难受了，完全是衣冠不整蓬头垢面，就连思维都有点不清爽，在这种状态下其实我不想见陌生人的，然而总得要吃饭吧？所以这种偶遇真的不是事先安排的，而是……命运的安排罢。
保尔说他说你像原住民是夸你呀，在台湾被夸原住民是因为你长得好看，大家觉得原住民轮廓长得比较立体，性格也好，喜欢唱歌跳舞。
中间我点烟，发现台湾大部分地方也都室内禁烟了，刚开始我其实没注意到这点，老板说没烟灰缸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要往地上弹的意思呢。
饭后不久，我们又分别来到保尔开的“拾年咖啡馆”(桃园县杨梅市益新一街136号)。这里太文艺了，由老厂房改造而成，书架上全是我的书，还有我刚给他带来的《春树的诗》。大家传阅着，有人说够厚的啊。我有点不好意思说，”是挺厚的，这是十年精选……”看着看着，有人笑起来，有些欲言又止，我估计是看到自慰、手淫或做爱之类的词了。哎，他们还没看我小说呢，估计是接受不了。
这家伙又说起我像台东来的艺术家，他说都兰那里聚集着许多艺术家，我应该去看看。我心里有些向往又有些感觉山高路远，保尔只有两天陪我的时间，剩下的地方就需要我自己去了，我行吗？到了有接待的人吗？会不会不安全啊？
大家都笑，说台湾治安很好，一个人旅行绝不会不安全。这个家伙又指着我说“你不要担心被人强奸啦，你只要不强奸男人就好了！”
“简直是精神病啊。”我嘟囔着。
“美丽的精神病！”他补充道。
“精神病患！”保尔又补充道。
于是，他被正式命名为“美丽的精神病患”。保尔给我拿来“美丽的精神病患”的唱片，名为“阿格歌”，原来他叫阿格。
保尔的合伙人好奇地问我：像你这样的人中国多吗？
我说不多，就我一个。
但喜欢文艺的很多，到处都是。
两个礼拜，一路环岛走下来，我果然来到“美丽的精神病患”推荐的台东。果然在垦丁的酒吧，有一个刚表演完的原住民乐手看着我说“你长得好像我们家亲戚啊”，果然我爱上了台东，果然这里是适合我的乌托邦式的乐园。
再次见到保尔，我简直像见到了亲人。坐着他开着的车，我们一路聊天，聊到《太平洋的风》，来台湾后至少有三个朋友给我推荐这首歌。这是被媒体誉为“民歌之父”的胡德夫的作品，被广为传唱，几年前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的团队找了一位年轻调香师给她调了一款专属香水，就叫“太平洋的风”，在全代会上首度喷洒。据说它的前段是海洋风味道，中段是玫瑰草桂花橙花，后段是龙涎香、岩兰草的土地的味道……
而几十年前胡德夫还唱过的另一首歌《少年中国》，因为被认定为太像当时大陆的统战歌曲而被台湾当局定为禁曲。现在大家都提“太平洋的风”了，去台湾以后回来写博客都用“太平洋的风”，没什么人记得“少年中国”了。
关于政治立场，分歧是很大，岛内经常有孩子投绿营的票而父亲投蓝营的票然后大骂孩子不是东西的。
我对保尔说，我喜欢台湾，但我无法认可来台湾两个星期就说这里是最好的华人社会。这里的确很好，但也有它的问题，如果全中国都和台湾一样，每个省份都相似，只有共性没有个性，这简直是最坏的社会而不是最好的。你能想象每个省都一样吗？上海和成都一样？武汉和重庆一样？
在台湾呆过两个礼拜，我真的想中国了（这次我脑子里没有出现大陆两个字，不知道为什么）。
台湾保持着儒家文化，同时受日本殖民影响，再加上原住民本来的风俗，这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社会，服务业发达，服务态度一流。然而与此同时我发现岛上的大部分年轻人缺乏活力和进取精神。我问过一个从台北来到台东生活的85后男孩都去过哪里旅行。他说“环岛啊”。也就是说环绕台湾岛旅行过。但这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旅行啊，地方太小了。
保尔说台湾的大部分年轻人都固步自封，完全是井底之蛙，对这个世界缺乏了解的好奇心，可能是太安逸了吧。其实很多中国内地的年轻人也差不多如此吧，只是中国生活节奏太快，变化太快，大家都担心一不小心就被这社会给落下。生活起来挑战又太多，挑战的内容又异常丰富，从空气到饮食，还有传统观念对个人选择的侵蚀。在这过程中是学会了许多东西，开阔了许多眼界，可也会容易沾染上戾气。好处是中国很大，可以旅行的地方那么多。我们也一致同意台湾的上一代人还是很有文化的，好像在上一代和这一代人之间，有些文化和意识上的割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保尔说他从中国回到台湾生活，很长一段时间都很压抑。那种压抑我懂，生活平静如水嘛，没有激情，没有矛盾，也就没有什么牛逼的摇滚乐。我们是那种无论在哪里都想逃离的人，保尔在多年前就想逃离这座小岛，而我也想逃离这个大陆。现在他回到了岛上，我回到了大陆。我们见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修正了座标，下一次该向哪里逃离？
对了，我有没有说中国的民谣在台湾很火？包括那首《董小姐》……在北京我根本不听民谣，即使它已经很火了。而在垦丁的冲浪兄弟尚未完工的“彩虹冲浪”青旅里听到“董小姐，那么可能这些都是真的……”，许多情感已经融合完成在这首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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